全球视野下的僧教育模式探索

——以浙江佛教为例

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杭州灵隐寺方丈

光 泉

尊敬的各位领导、法师、专家学者、来宾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可谓因缘殊胜、法喜充满！在此，我谨代表浙江省佛教协会、杭州灵隐寺向各位领导、法师、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问候！

一、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史

教育是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佛教之生存，在演经布教；弘法利生之关键在人才；人才之培养在教育。纵观历史，中国佛教教育经历了译场教育、丛林教育、讲肆教育和学院教育。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最早发端于佛经的翻译，通过建立译场，讲学育才，培养佛学研究人才和翻译人才。隋唐时期，随着丛林的建立，佛教教育逐渐脱离译场，通过师徒间的问答，启发自心智慧，以期达到觉悟；到了宋代，一种深受中国传统“学肆”教育模式影响的大众教育形式出现，僧人们在讲堂中向大众讲解经文。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佛教不得不被迫转型，丛林教育备受考验，太虚大师针对丛林积弊提出了“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并提出了“人生佛教”的理念，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后来他又提倡以佛法改善人间社会为旨的“人间佛教”理念。在僧伽教育方面，他认为：“改革僧制的思想核心在于僧教育”。太虚大师把握时代因缘，僧众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意识觉醒，试图通过发展教育将佛教与世界文明进程相结合，建立“从中国汉族的佛教本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佛教”。随后，开创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平柏林教理院等，尤其是武昌佛学院的建立，开启了佛教现代教育之先河。

21世纪的今天，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科技迅猛发展，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已成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古老的佛教如何开拓一条与当代潮流相契合的道路，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高层次现代管理人才、新型讲经弘法人才以及能够引领信众熏修的高僧大德式人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台湾佛教教育模式与大陆佛教发展的现状

培养弘法人才既是继承佛教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与时俱进开创新局面的时代要求。继“人间佛教”之后，大陆和台湾在发展佛教教育上，各自探索出了契合时代、适应社会发展的模式。

（一）台湾佛教教育模式的发展

一是系统化的佛学院教育。如福严佛学院、圆光佛学院、中台佛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佛光山丛林学院等。这些佛学院或是内部教育机构，或是由有识之士为推进僧伽教育而专门设立的教育机构。与传统的丛林教育不同的是，这些佛学院设有固定的课程，其课程规划依据僧团建立者或导师的教育理念而有所差异。例如，福严佛学院依照印顺法师的《论僧才之培养》而设置课程；中台佛学院则采用“教理、福德、禅定”相结合的“三环一体课”理念；佛光山丛林学院则遵循丛林教育的标准，致力于培养具备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专业技能的佛教人才，这些佛学院已展现出与传统丛林教育不同的现代化特征，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系统化、学制化特点的教育模式。

二是学院化教育结合僧团教育。台湾的佛教院校分为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教教育和专注于佛学思想研究的机构。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学院式教育与僧团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法鼓山僧伽大学就是培养合格的宗教师，即“为了培养足以代表汉传佛教的精神内涵，并能够为国际宗教、学术界奉献心力的僧才”而建立的僧团教育机构。

三是传统丛林教育的现代延伸。慈济并未构建一套系统化、学院化的僧伽教育体系，而是通过证严上人每日的开示来教育僧众和义工，僧人通过劳动自给自足，这种做法与百丈怀海最初创立丛林制度时的规范极为相似。

（二）大陆佛教发展的现状

自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佛教从组织涣散、教育停顿、人才匮乏的状态，逐渐得以恢复，佛教院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赵朴初老先生因势利导，及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下，中国佛教到底向何处发展，怎样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问题，积极将“人间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变通，恢复并创办了一批佛教院校，为新时期中国佛教事业的传承培养了大量人才，缓解了佛教工作、佛教事业百废待举、亟需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主要矛盾。

1992年赵朴初老先生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并指出当代佛教教育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即“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

如果说“译场讲学”解决的是佛教初传中国，完成佛教“准中国化”的进程，那是当时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隋唐以降的“丛林熏修”则是突出佛教自身的品格与修行，那是适时变革的典范。而“学院式教育”更像是丛林教育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延续至今。以上三种教育模式是在不同时代因缘下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佛教教育虽然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但由于佛教界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培养人才方面，师资匮乏、课程不系统、教材不统一、学不能致用、培养僧才目标不明确，对寺院、佛教团体骨干人员缺乏短期轮训、进修等问题，以及当今各地佛学院在办学宗旨和方向上，采取的是“清一色”的通才式教学，加之学僧个体差异性、佛学本身之复杂性，难以促进僧格的提升和人格的完成，未能培养出高层次的现代管理人才、适应时代的新型讲经弘法人才和领众熏修的高僧大德式人才。

三、浙江佛教僧教育模式的探索

浙江是全国佛教院校工作重点省份之一，办学历史悠久，民国时巨赞法师创办了杭州武林佛学院，改革开放以后，普陀山佛学院，杭州佛学院、雪窦山弥勒佛学院、天台山佛学院相继诞生。目前，全省共有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浙江佛学院、杭州佛学院、慈云女众佛学院等四所佛学院，在全国41所佛学院中已远远超出了国家宗教局规定的每省同一宗教不超过一所的相关规定，这也体现了浙江佛教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迫切的现实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浙江佛教在全国的特殊地位。近年来，浙江佛教界不断探索佛教教育的发展模式。

（一）人才队伍建设，确保佛教教育新保障

在宗教中国化方向确定后，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了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浙江佛教结合实际，制定了《浙江省佛教教职人员三轮训实施方案》，各地佛协在省佛协和属地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迅速制订出相应的市县级轮训方案，对佛教教职人员、佛教院校老师等群体进行分层级、分批次的轮训；各地佛教团体配合属地主管部门，分级建立佛教教职人员日常信息库，结合高层次双通人才的培养，对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教职人员进行全程的跟踪和持续再教育。

（二）现代化教育模式，开创佛教教育新局面

一是从数字化佛教的定义入手，遵循顶层设计和基层双向发力的规律，不断加深佛教人才培养对数字化变革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以数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佛教教育现代化的转型。二是结合全省佛教院校自身优势，融合时代特征，建立佛教教育网络，充分开发和利用网上佛教资源，积极开办网上佛学班、网上佛学院等，实现佛教院校教学数字化、管理数字化。三是契理契机运用现代化手段，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佛教人才培养的高度和能力，以新载体、新形式，新内容，真正做到佛教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为努力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佛教界代表人士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体系完备，提升佛教院校新境界

一是建立稳定的师资体系。定期组织正规的佛教教师资格考试，逐步缓解师资短缺，特别是高级师资缺乏的现象，为佛教院校提供合格、稳定、专业的教师资源。同时外聘部分社会人士、宗教部门人员任教作为辅助。二是建立系统的教学体系。一方面要设置科学的课程体系，如通识课、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权重合理分配，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要设置合理的教材体系，组织专门人员，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定或编写统一的教材。三是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科学检验学校的教学效果和发展成果，进一步促进学校的提质增效和长远发展。四是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一是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度、人事、后勤等行政事务；二是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学、科研管理及成果评定等教学事务，这两个机构与学院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共同促进佛学院的正常、高效运作。五是建立优质资源共享体系。以长三角地区为试点，建立“长三角地区佛教教育联盟”，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内佛教院校建设平衡发展，深入践行新的发展理念。六是建立合理的保障体系。用“三个一点”，即政府支持一点，团体支出一点，社会捐助一点，来确保经费来源稳定，逐步缓解佛学院资金难的困境。

四、结语

自民国时期起，历经百余年，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没有停止，不断推进佛教教育现代化进程已经成为了中国佛教当下发展的时代因缘。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佛教已经不能独善其身，深山也藏不了古刹，只能高树佛教人才培养的法幢，推陈出新，建立一套契合时代发展的、立体的、全面的、综合的佛教教育体系，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佛教人才，将佛教思想与新时代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贯通其中，与现代化一同并进，彰显佛教的清净庄严。

作者：光泉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