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贯穿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塑造了外来文化与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基本逻辑。佛教自身的和平精神与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内在契合，正是佛教中国化得以实现的深层动力之一。佛教中国化的和平实践，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共生的一次生动写照。

佛教从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深厚的和平精神。在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始终以和平为主线。从两汉之际的和平传入，到隋唐时期的宗派形成和宋元明清的民间化转型，再到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型，佛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融入中国社会，推进着佛教中国化的整个进程。

（一）和平传入与汉晋时期的格义佛教

佛教在两汉之际通过丝绸之路和平传入中国，整个过程没有伴随军事征服，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文明冲突，是人类文明和平交流的产物。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派遣使者西行求法的传说虽有神话色彩，但基本反映了佛教早期通过和平的文化交流方式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华文明对佛教和平、包容的接纳态度。汉代统治者将佛教视为一种外来的“道术”，没有采取排斥或打压的政策。普通民众也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了这种外来宗教。这种和平接纳的态度，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也为佛教中国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调。

为了让中国社会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佛教，早期的佛教译经者采取了“格义”的方法，用中国道家、儒家概念来解释佛教教义。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传播策略，是佛教主动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寻求文化共识的一种方式，体现了佛教的和平包容精神。通过格义，佛教找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为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打开了通道。魏晋时期，佛教与玄学更加深度结合，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之一。当时在佛教般若学思想与玄学“有无之辨”的交流互鉴中，出现了道安、慧远、僧肇等许多名僧，他们在“格义”的基础上试图更加准确地理解佛教思想的真意。这种思想层面的和平互动，进一步推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义理辩论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宗派形成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传佛教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唯识、如来藏各系的思想与典籍翻译传入，佛教内部形成了思想差异。同时，佛教影响的扩大也引起了道教、儒家的高度重视。佛教内部的义理差异、儒释道之间的论衡在所难免。这些争论基本上都局限于思想文化层面，始终保持着和平辩论的态势。在和平的思想互动中，佛教不断吸收中国文化元素，最终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成熟。

这一时期，儒释道之间发生了多次著名的思想辩论，比如南朝的“夷夏之辨”“神灭神不灭”的辩论，唐代的“佛道先后”之争等。这些辩论虽然观点对立，但都是在和平的氛围中进行的，通常由皇帝主持，各派代表人物发表观点，进行学术性的辩论，最终以思想交流、互相吸收为结果。这种和平的思想辩论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质，也体现了佛教的和平包容精神。也正是在一系列和平的辩论与互动中，儒释道之间不断互相吸收、融合。儒家吸收了佛教的心性论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道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思想，以及佛教的戒律制度、寺院组织形式，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建设；佛教则吸收了儒家的孝道思想、道家道教的自然观念，不断调整自身的教义与制度，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三）儒释道融合与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在民间的沉淀

宋元明清时期，佛教进一步与中国社会深度融合，实现了民间化、世俗化的转型，从贵族的、士大夫的佛教变成了民间的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的肌理。这一过程同样是和平进行的过程，通过文化的潜移默化，佛教逐步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民间化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菩萨信仰的普及。中国人逐渐选择表现智慧、实践、慈悲、孝亲等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菩萨作为主要崇拜对象，并打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信仰空间，形成了闻名世界的四大佛教名山。弥勒则演变成了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形象，象征着欢喜、包容，深受民众喜爱。这些民间化的信仰融入了中国民众的审美与价值追求，是佛教和平融入民间文化的体现。其次是佛教节日与仪式融入中国民间的生活习俗。例如，盂兰盆节与中国的祭祖习俗结合，演变成了中元节，成为民间祭祖的重要节日。这些节日的融合是佛教和平融入民间生活的标志。最后，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成为社会治理的辅助力量。这些公益慈善活动，既是佛教“慈悲济世”精神的实践体现，也让佛教获得了民间社会的广泛认同，进一步巩固了佛教中国化的社会基础。

在思想层面，宋代理学的主导性地位确立以后，佛教进一步与理学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王阳明等，都吸收了佛教的心性论思想，构建了更加系统深刻的理学体系，使儒学发展到新高度，并且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而佛教也进一步吸收儒家的伦理思想，强调入世修行、世间解脱，与中国世俗伦理更加契合。儒释道合一成为主流，佛教完全融入中国思想文化体系。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民主与科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远离现实、偏重超亡的佛教形态，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

面对时代的变化，佛教界主动进行和平调适，发起了佛教革新运动。太虚是人间佛教的首倡者，他提出了“人生佛教”的理念，强调佛教要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佛教应该在现实人生中实现解脱，要服务社会、利益人群，建设人间的佛教。他进一步发起教理、教制、教产的佛教“三大革命”，努力打破佛教封建主义的私有陋习，推动寺院财产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为培育青年僧才、兴办社会事业筑牢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赵朴初进一步推动人间佛教的发展，将人间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是要建设和平、繁荣的国家，利益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佛教和平思想在当代的集中体现。人间佛教的理论创新，核心是打破传统佛教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陈旧观念，将“众生平等”的原始佛教精神与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相结合，把“五戒十善”转化为普通人均可践行的生活准则。这种创新是在契理契机的原则下对佛教核心精神的现代性阐释。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佛教中国化的深层文明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和平路径与历史必然。从两汉之际的和平传入，到隋唐时期的宗派形成，再到宋元明清的民间化转型，乃至近代以来的人间佛教发展，佛教中国化的全过程始终贯穿着和平的主线，是中华文明和平性与佛教和平教义双向互动、融合共生的历史成果。佛教中国化的和平实践，不仅创造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也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历史镜鉴，为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和平相处提供了中国经验。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